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公正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作为三项主要目标，确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法律框架。2002年，CBD第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2002—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以及“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2010年目标”)。2010年，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更新制定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

尽管过去20年来，缔约方进行了很多努力，然而，无论是“2010年目标”亦或“爱知目标”均未实现。2019年，CBD秘书处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在全球层面，“爱知目标”提出的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仅有6个部分实现。各方普遍认为“爱知目标”重目标设定、轻进展落实，尤其是缺乏与之配套的资源调动机制、能力建设机制、量化监测框架、信息报告审查和盘点机制，是其实施不利的主要原因。

在2022年底结束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上，我国作为主席国，引导和推动各缔约方达成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昆蒙框架正视“2010年目标”和“爱知目标”的不足，汲取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宝贵经验，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治理提供了新的目标和方向。

昆蒙框架从一开始就给COP15提出了系统性设计“框架”的难题，其中最复杂、成为各方博弈焦点的是如何设置目标，以及如何保障目标实施。2018年在埃及召开的CBD COP14上，决定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闭会期间工作组，支持“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编制工作，2020年1月6日框架的预稿发布，2021年7月5日框架的初稿发布，直至2022年12月19日昆蒙框架正式发布，期间经过了不限名额工作组的5次正式讨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会议，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多次区域和专题磋商研讨会，以及COP15期间各缔约方的多次谈判和磋商，部分内容不断调整，显示出了各方对于框架的高度关注，以及在部分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

截止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对昆蒙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展作了详细说明 (罗茂芳等，2022；马克平，2023；徐靖和王金洲，2023)，但仍缺乏对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等不同版本框架的对比。而不同版本框架的对比，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态度的转变和力量的权衡。本文在不同版本框架对比的基础上，梳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2050年长期目标和2030年行动目标中涉及的指标，及指标期望达到的目标，提出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以及未来展望。

在3个版本中，2050年长期目标关注的指标略有差异，部分指标如生态系统的复原力，以及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惠益在3个版本中都有提及，但部分指标如《巴黎协定》目标和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惠益等仅在预稿和昆蒙框架中提及 (表1)。初稿、预稿中大量出现的数值目标大多被转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只保留了灭绝率和灭绝风险减少十倍，以及每年缩减7 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等3个数值目标，反映出缔约方对实现2050年发展愿景的谨慎乐观态度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难度。

在3个版本中，2030年行动目标关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部分指标如生态系统连通性、陆地和海洋保护、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等在3个版本中都有提及，但部分指标如生态系统完整性、荒野、野生和驯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性别平等和本地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等仅在两个或一个版本中提及 (表2)。和2050年长期目标类似，预稿中不确定的数值目标，以及初稿中的部分数值目标都被替换为描述性的语言，只保留或新增了保护至少30%区域、恢复至少30%退化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引进定居率至少降低50%、高度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区域零丧失、粮食浪费减半、每年至少减少5 000亿美元的有害补贴、每年至少2 000亿美元资金、2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以及流失到环境中的过量养分、使用农药和剧毒化学品的风险至少减少一半等8个数值目标。

背景部分，昆蒙框架删除了变革理论图，明确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价值，提出了“地球母亲 (Mother Earth)”这一名词，大幅引用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报告中有关物种受威胁状况、生物多样性下降速度、转型变革和驱动因素等内容，突出以行动和结果为导向，并新增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贡献和权利、不同的价值体系、全政府和全社会方法、国家具体情况、优先事项和能力、共同努力实现行动目标、发展权、基于人权的方法、实现CBD及其各项议定书的三项目标，使其得到平衡的执行、与国际协定或文书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里约宣言》的原则、科学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方法、代际公平、正规和非正规教育、获得财务资源、合作和协同作用、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等18个执行框架的考虑因素，集中体现了缔约方的多元诉求。

此外，昆蒙框架多次提到要制止/减少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大幅简化了执行支助机制和扶持性条件，扩增了责任和透明度，建议将生物多样性转型纳入教育方案，并多次提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执行框架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在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需要等。反映出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已经越来越多地超越了环境保护的传统边界，跟经济、贸易、发展问题挂钩，各国的利益争夺也越发激烈。

框架不同版本的差异显示出各方在某些议题上的分歧。如预稿中曾提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但在初稿中被删除了，最后昆蒙框架中则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并列出现，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自然对人类贡献的有效途径 (王金洲和徐靖，2023)。此外，初稿中曾设定了每年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的数值目标，但在昆蒙框架中被删除，而昆蒙框架中则大幅增加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相关表述，并明确将监测框架中的相关指标纳入国家报告，对框架进展进行全球审查等，大幅提升了责任和透明度。

框架修改过程中，进一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多次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外，昆蒙框架正文中多达6次提到“地球母亲”，要与“地球母亲”和谐相处，这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一致，蕴含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然规律的顺应 (Ma et al., 2021)。自然的需求是更多保护，人类的需求是更多发展，需要在其中找到平衡，实现两方的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转变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根本突破，只有各方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自己息息相关，才能最终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当中，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起步早、内容丰富，而遗传多样性由于不外显，更容易被忽视，研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将遗传多样性纳入物种评估、保护规划和保护框架当中 (Hoban et al., 2020; Thurfjell et al., 2022)。框架的初稿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保护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并设定了90%的数值指标。昆蒙框架保留了野生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保护目标，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纳入惠益分享，并在监测指标中设置相关的标题指标，显示出国际社会对于遗传多样性和遗传信息的关注。

近年来，全球在扩大和加强自然保护地网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爱知目标”6个部分实现的目标当中就有保护地目标。全球保护地面积和比例达到多少才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同研究者的结果有较大差异，保护地比例从20%到80%不等 (Baillie and Zhang, 2018; Jefferson et al., 2021; Sala et al., 2021)。在保护热点区域划定保护地，能够用最小的保护地面积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目标 (Tian et al., 2019)。而研究发现，建立22%的海洋优先保护地就能够实现95%以上的海洋动物物种、遗传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Fan et al., 2022)。

30%的保护地目标也是昆蒙框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该目标的反复争论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于高雄心和高目标与务实、灵活和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初稿和昆蒙框架在设定30%的保护地目标时，承认“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OECMs)”。但30%的全球目标，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 (Shen et al., 2023)，部分国家如巴西等的现有陆域保护地比例已超过该目标，但对于部分国家来说，基本无法实现该目标 (Buckley, 2023)。另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否需要设定一个像《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5 °C这样的量化指标也存在争议，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设定易于宣传的目标，可能会产生变革性效果，部分研究人员则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太过复杂，设定这样的量化指标可能会顾此失彼 (Hughes et al., 2022; Antonelli, 2023)。

框架在设定保护目标的同时，也强调了转型和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昆蒙框架4次提到“转型 transformative”，6次提到“紧急行动urgent action”。事实上，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的多重影响下，一些物种在被深入了解之前已经灭绝了，一项研究估计超过10%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而这已经超过了初稿中设定的90%的遗传多样性的保护目标 (Exposito-Alonso et al., 2022)。而及时转型，扭转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将使海洋生物灭绝风险降低70%以上 (Penn and Deutsch, 2022)。另一方面，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构建濒危物种基因组库，保存其完整的遗传信息，也将为物种保护提供最后的保障 (Wei et al., 2022)。

昆蒙框架提出以政府和全社会合作的方式推动其4个长期目标和23个行动目标的实施，重塑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各国强大的政治意愿和承诺，以及各级政府和社会所有行为体的行动与合作。各国政府如何将履约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行动和生物多样性战略，在具体行动时的政策执行力度、资源调动，以及社会协同发展等都会影响昆蒙框架的落地。

昆蒙框架中“3030”等高雄心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全球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迫切愿望和宏伟目标。多个数量目标的达成，也是各缔约方深度磋商后，多方妥协的结果，兼具雄心和务实。框架达成后，如何采取紧急行动，促成框架的有效达成，将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

(1) 框架设定的目标是全球的，但具体落实和实施却是各国的任务，而不同国家由于生物多样性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如何将全球目标转化为量化和可测度的国家目标，设定切实有效的国家行动计划，将是框架目标能否达成的关键。

(2) 资金支持一直是公约谈判的重点，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博弈点。此次框架目标的设立显示出了高的雄心和追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支持的诉求更加强烈，虽然昆蒙框架设定了明确的资金目标和时间线，但该项资金能否落实，以及能否促动各项措施的实施，也是框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3) 虽然达成的一揽子成果当中，也有监测框架和监测指标，但各国生物多样性状况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也有较大差异，用统一的框架和指标来评价，能否真实地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状况，仍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因此，对于昆蒙框架，许多研究者都持积极观望的态度 (Obura, 2023)。考虑到我国是COP15主席国，也是昆蒙框架的有力推动者，应根据我国生物多样性大国的基本国情，针对昆蒙框架中设定的数值目标，如3030保护目标、30%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零丧失等，认真研讨未来6年多，我国可能实现的数值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如野生物种和本地物种遗传多样性本底情况如何；外来入侵物种的定居引入和控制情况如何；OECMs具体有哪些，我国潜在的OECMs有哪些，分布在哪里，总面积有多少等；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如何确定，目前丧失情况，以及可能的恢复或保护途径等。

虽然多个评估和报告都在提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保护的急迫性，但生物多样性有自我适应和恢复能力 (Oziolor et al., 2019)，而且基于科学的综合定量评估显示，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期持续向好 (Hu et al., 2022)，我们要有信心、耐心和决心，通过动员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Chan et al., 2022)，等待生物多样性走上复兴之路。